就在文丽陪同张莲花去找曹大福的当天晚上，她接到了几个电话。
其中一个电话是镇里的领导打来的，镇领导在电话里，对文丽认真的工作态度表示认可，但是，同时又告诫文丽“农村工作应该讲究方法，现在不比过去了，很多事情政府不可能大包大揽，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应该遵守法律程序，一些事情不要越俎代庖。”
镇领导没有明确提到张莲花的事情，但是话里话外，都在暗示文丽不要再插手张莲花的事情了。应该是曹大福托关系同镇领导打过招呼了。
第二个电话是文丽的一个好朋友打来的，他在北鹿市国土局当科长，对方也没有明确提到曹大福或者张莲花，只是叙述彼此的友情，以及对于文丽这个法律系高材生专业水准的仰慕，显然话里的含义，也是希望文丽不要插手张莲花的赔偿问题了。
接下来的几个电话，有直接询问文丽同张莲花是不是有什么亲属关系的，有暗示曹大福背景深厚，不可以轻易招惹的，还有同文丽大扯人民调解的自愿原则的。
所有的电话，显然都是在给文丽这个工作站书记施加压力，希望她以后不要再多管闲事，不要再过问张莲花的事情了。
文丽心下一声叹息，真的没有想到曹大福一个小小的普通土管员，居然有如此广阔的人脉。
文丽很清楚：即使自己全力的揪住这个事情不放，也未必能在实际上帮助张莲花多少，何况如此一来，必然会驳了许多人包括镇里的领导的面子。但是要她就此认输，以后不再过问此事，她又多少有点于心不忍。
[一个可怜的女人，丈夫刚死掉，赔偿问题又久拖不决。]
在文丽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的同时，当事人张莲花，则受到了更大更多的压力，首先是村里的干部过来劝说，让张莲花主动让步，少赔偿一点算了。然后是拐着弯的亲戚，上门来替曹大福当说客。
一边是遥遥无望的赔偿，一边是亲戚朋友的劝说，这个农村妇女在悲痛和无助中，慢慢地退却了，她不敢再去找对方，更不敢去弄根本不懂的起诉。
一个星期以后，曹大福委托凹二村的村干部带话来了：“只要张莲花同意签订赔偿协议，曹大福方面马上支付3万块钱作为赔偿。”
这次是曹大福方面提出主动要谈，与其在无助之中煎熬，到不如试着与对方接触。
张莲花找了几个在村里面有点本事亲戚和叔伯，希望能陪着她去，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陪着去，或许他们或多或少地怕招惹到曹家。
最后只有几个老实巴交，在家里种田的叔伯，愿意陪同张莲花去谈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