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他妻子那边的说法也一样，女孩的伤都是自己造成的，还会打人，他们不得已才把她关起来的。”
“嗯。”
倒也不奇怪。
女孩失踪了两天，父母才被刑警队找到，二人有足够的时间去商量出一套完整的说法。
“现在我们缺乏的是乔思齐直接对女孩造成伤害的直接证据，”陆晓道，“直接的物证最好，比如录像之类的，否则，我们只能靠邻居、朋友或者女孩自己的口供。”
“是，刑警队已经在周边走访了，可邻居们都说不太清楚，而乔氏夫妻二人的朋友几乎都不知道他们还有个女儿，更别提知道他们怎么对待她了。”
棘手。
这种牵扯家庭暴力的案件，举证一直是一大难点。
陆晓记得去年的时候，她还在公诉科，接到了一个女人举报丈夫家庭暴力的案子，即使有丈夫的恐吓短信和某次受伤时的照片，依旧被法院认定证据不足。
更别提受害者是一个只有十三岁的女孩了。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女孩苏醒，陆晓在刑警队多待着也是无益，便回到了检察院。
陆晓从档案科调出来了过去几年牵扯到家庭暴力的案件，但数量也不过十余个，牵扯到孩子的更是只有两起，且案情简单，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虐待罪”曾经一直是亲告罪，即受虐待者亲自告诉警方，警方才会受理不用多说也能想到，多数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儿童极少有能力或者勇气去亲自检举。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老师，或者一个邻居，发现隔壁有家庭暴力事件发生，向公安局举报，那么是不予立案的。
直到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才将虐待罪改为“但被虐待的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
而在2016年，我国才有了第一例孩子以虐待罪为由，在检察院的支持下，起诉父母的案件。
而在消息闭塞如归渡市，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案件。
陆晓莫名感到一阵头疼。于是，她放下了案卷，允许自己紧绷了两天的脑子神游片刻。
“陆晓？！”
一道元气满满的男声突然传来。
陆晓抬头，发现一个同样穿着检察官制服的男人正看向自己。
而他的头上，还别着一个卡通发卡。
“昨天我才听科长说陆晓调到我们组了，我还在想会不会是你！”男人笑得十分灿烂，坐到了陆晓隔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