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宗尧打开阶级论的时候，面色铁青！这次不仅仅是注解的问题了，而是删改！
他之前看到的阶级论，是存在大量删改的，不仅删除还修改，把整个阶级论改的面目全非，读起来晦涩难懂不提，读完就是读错，很多内容都是南辕北辙。
阶级论的第一卷讲阶级，即大明各阶层的划分。比如，他过往读到的阶级论里，是没有穷民苦力这个阶层，乡贤缙绅是最下层，这样一来，乡贤缙绅就是江山社稷的根本，那穷民苦力是不是人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夏宗尧。
那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可是国典里，居然没有他们存在的痕迹，现在他没有困惑了！
这类的错误比比皆是，造成了阶级论在传播上的巨大困惑，举人都看不明白，更别提秀才、蒙童了，读的明白才有鬼。
大明万历维新重要的思想政治成果，在传播过程中，被人为的扭曲了。
夏宗尧用力一拍桌子，愤怒无比的大声说道：“陛下说多读书，少上读书人的当！果然如此，简直是可恶，他们怎么敢修改经义！也是，他们连事实都敢修改！”
举人们要等待会试的结果，这几日，举子们在京师频繁的参加各种鹿鸣会、同乡会、诗会，其实就是人际交往，谁飞黄腾达了，日后能说我跟他一起喝过酒，日后有什么事儿，还能请求帮助。
这一聚集，皇极门公审的话题，就是绕不过的，这谈着谈着就开始讨论皇帝赠礼，有人说发的儒袍是分地域的，北方是厚实精纺毛呢，南方则以布为主，有人说书箱都是极为昂贵的木材制作。
这谈论自然谈到了书箱里的书籍，这不谈还好，一讨论，大家全都发现被骗了！
各地有各地的骗法，但各地均不完整，歧义极其严重。
熊廷弼和袁可立没有参加任何的聚谈，因为他们俩是张居正的门生，没人敢到全楚会馆叫他们。
熊廷弼早就习惯了，他就懒得去那些诗会，都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胡说八道也就罢了，关键是写的诗词也不好，甚至还不如陛下。
陛下写的诗词，已经足够离经叛道，不讲格律了。
袁可立则非常庆幸，他入京就带了七两银子，哪有那么多钱置办参加聚谈的行头。
去参加诗会，绫罗绸缎得来一身、配饰、折扇、发饰要来一套，出门在外，你得有一架车，别人都是豪奢的皇庄出品，你不够有钱，也得租一辆，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诗会，会有个伴儿，这个伴儿也是争奇斗艳的一种。
京师的诗会和河南的诗会没什么不同，而且京师更加奢靡，你带的伴儿不上台面，会被人笑话，而且这种笑话是十分直接的，根本没人找你说话。
这种诗会，早就不是吟诗作对，聚谈讲义，已经变成了一种隐形的斗富。
袁可立在河南就懒得去，去这些诗会，挨那些莫名其妙的羞辱，还不如在家里读两本书。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北方很难看到杨柳成烟的盛景，那得去李成梁心心念念的江南，虽然李成梁被皇帝委派了西域开拓的任务，但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