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法”。
“一条鞭法”的效果是明显的，朝廷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
但这却触动了相当数量的官僚、缙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对抗。
在张居正去世之后，张派开始遭受清算和打压，此次改革宣布失败。
万历皇帝去世，税制改革二次失败。
张居正的税收制度被废后，万历皇帝明显感觉到了国库的紧张，因此又开始通过向各地征收矿税的方式，增加国库收入，这部分收入主要用在了支持边镇用度方面。
不过虽然内库属于皇帝的私房钱，但其收支仍然受户部干预和管理，因此万历的这种做法被称为了所谓的“贪财”，而事实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大部分都是由内库支撑的。
在红丸案、移宫案之后，东林党开始在万历死后再次把持朝政，掌权后的他们立即废除了万历制定的税制，使得国库再次开始紧张。
魏忠贤去世，税制改革三次失败。
天启年间，由于辽东战事吃紧，空虚的国库根本无法应对巨大的支出，于是魏忠贤掌权后，开始再次着力推进税制改革，他的做法是加大工商税的征收，并派遣镇守太监对税收情况进行监督。
使得国库开始再度充足起来，但这却加剧了阉党和东林党的冲突。
至于辽东的战事，则是怎么省钱怎么来，再加上各层将领的盘剥，导致辽东缺饷越来越严重，最终激起兵变。
三次税收改革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其实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朝廷用度紧张的问题，但最终都在代表士绅利益的文官，尤其是东林党人的抵制下已失败告终。
土地兼并严重，特权阶级会千方百计的避税。
既然朝廷以农业税为主，那么前中期的农业税都能够支撑朝廷用度，为何到了明末时期农业税却无法满足朝廷的支出了。
韦宝认为主要就出在了土地兼并严重和特权阶级合理避税两点上。
明末由于朝政的整体腐败，民间土地兼并情况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
皇室宗亲、各级官员与民争利，他们通过利用手中的权力或掌握的财富，大量侵占官地和民间私田，甚至连太监、勋戚也通过“乞请”和接受“投献”等方式霸占大片土地，导致全国大部分土地都落入了这些利益阶层手中。
然而就是这些掌握着全国大部分土地的利益阶层，他们却又拥有另一项特权，那就是根据明朝的律法规定，举人（及以上功名）、僧侣、皇室宗亲等阶层是可以不纳税的。
这也是为何普通百姓和无功名的地主会用“投献”的方式，将自己土地挂在特权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