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臣讲论经史、热衷古经的史实。
可以看出，朱元璋对古代经典是逐渐熟稔的，古代理想的政治秩序也确实是他所想望的。
朱元璋在洪武后期，确实参照儒家经典来施政，这与洪武中前期相比，确实形成了对比。
朱元璋至少是在治国理念上有参酌三代古经的愿望。
进一步而言，洪武时期在制度实践上，也未始不有古典经书的投射存焉。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废除丞相制度。
朱元璋后来声言：卒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
朱元璋所谓“自古”固属饰辞，但他确对古制有过研究，不能完全排除他回复古制的愿望和设想。
洪武年间官制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官名和新的机构名也不断浮现。
四辅官、大学士的设立，均为朱元璋比附经典、斟酌古制而成。
洪武时还曾仿照《周礼》，改给事中名为元士，后又改为源士。
朱元璋强力推行的《大诰》，定名亦来自《尚书》。
综而言之，朱元璋的制度来源，综合四种来源，蒙元，汉族传统，自我作古，远仿三代。
当以“多元到一元”来解读洪武制度的复杂来源。
“多元”即意味着洪武制度的来源多元，也是解读洪武制度的视角、进路多元。
“一元”则意在凸显朱元璋的熔铸作用。
经过朱元璋的头脑过滤、刻意形塑和制度实践，多元的元素得以整合，并且打上了朱元璋个人的独特印记，不再是原先各自的本来面目了。
这体现在古经中的经典政治理念，已为朱元璋所深刻改造。
唐宋以降君权加重的趋势加剧，而士大夫所鼓吹的绝对忠君等理念也为朱元璋所利用、强化。
蒙元制度中的臣僚奴化为朱元璋所承袭，官僚工具化和服务取向加深，同时分封制、边疆管理等隐微之处也为朱元璋所改造吸收。
红巾军早期制度遗产，朱元璋本人的原创元素，也都赋予了新的形式。
洪武制度应被视作一个“多元到一元”的演变过程。
虽然来源复杂，但洪武制度最终以开国之君创业垂统的面貌确定下来。
朱元璋凭藉恢复中华的名义，在政权建立之初获得了相当大的合法性。
他的政权又来自于一个完全独立、无所依傍的军事集团，不需要依靠、妥协于任何社会阶层和地域集团。
于是，朱元璋本人的权力，得以无所顾忌地生长、扩张，他的创制因此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度、裁量权和随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