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解决了资金问题，但最终促成义学“落地生根”的还是朝廷，还是皇帝，而不是张启阳或者别的什么人。
因为新皇帝出台了一项新的政策：学举法。
从隋唐时代开始，科举是朝廷选才的主要手段，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曾是无数读书人的最高梦想，同时也是下层读书人最主要的上升渠道。
科举制度，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影响无论怎么强调都不算你过分，而真正通过科考上来的官员则大多被视为“清贵”之流，方方面面都已形成牢不可破的定式，但新皇帝刚刚登基不久，就在这个牢固千年的制度之上撕开了一个口子，确立了“学举法”的诞生。
所谓的“学举法”，其实就是对于义学的一种促进手法，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有意识到这项法令的重要性，但却是事实上对科举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巨大冲击：凡取得生员资格者，即可进入义学任教职。
从这一刻开始，就算是取得了乡试资格，但却无需真的去考试，更不必答卷做题，而是以教学成绩为依据，每四年为一期，合格即可视为自动中举。
中举之后，依旧可以遵循以上条例继续上升，以此类推。
所谓的科举，又称“跳龙门”，虽然可以飞黄腾达，但难度却是极高，真正可以中举人的少之又少，至于说中进士，考状元，那真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事情。
可以考中的终究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读书人注定一辈子默默无闻老死荒野，但这个“学举法”却做出了极大的改变：不需要多么天资聪慧的天才，也不需要作出什么花团锦簇的文章，更没有必要背井离乡的去考试，也不必再去会同学、拜座师，只要老老实实的在地方上教授孩子们读书认字，就可以得到同样的功名。
“六十岁的老童生”是很多读书人的真实写照，很多人靠了一辈子，最终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还仅仅只是一个“童生”，小吴庄的吴大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一批人的数量极大，但却作不住名动天下的文章，甚至没有资格到京城来考试一次，勉勉强强算是“半个”读书人而已，说好听一点叫做“夫子”，说的难听一点就是“穷酸”。
虽然他们的能力有限，虽然他们籍籍无名，但却拥有最基本的文字功底，给全天下的孩子们开蒙，做个私塾先生肯定是可以胜任的。
只要到各地的义学中去教学，四年之内能够教出一百二十个学生，而这些学生可以认得八百个字，就算是通过了“乡试”，自动取得举人的头衔，按照市井民间的说法，那就是从秀才升级成为“举人老爷”了。
穷一生之功，未必能考中一个举人，还要经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最要紧的是家里的经济状况大多不允许供应一个专业的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