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说，7月份应调出粮食20亿斤，但到10日止，只调运出219亿斤。
周恩来看到报告后，十分焦急，为引起各省负责人严重关切，立即批示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他把报告印发给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由于各地粮食供应不断告急，时销时断，有些粮店已没有存粮。情况十分火急，李先念不得不于7月25日给邓小平、毛泽东和中央写报告。
报告中说：
今年五月份以来，京、津、沪、辽粮食库存极少，面临脱销危险，不断告急，现在已经到了不可终日的地步。
李先念经常接到各地省委负责人打来的告急电话。当产粮省调不出粮食，而缺粮地区又向李先念告急时，李先念不得不让粮食部同铁道部协商，把原定调往某地区的粮食在运输途中转向，限时调往粮食脱销的地区。
李先念还从中国南北地区粮食收获季节不同的实际出发，在调运粮食方面采取了“早济晚”和“晚济早”的办法，即把南方夏季收获的小麦、早稻等运到东北，接济东北秋粮登场前的市场供应；把东北秋天收获的粮食运往关内缺粮地区，以便度过春荒。
时任国家财政部部长助理、预算司司长、粮食部副部长的杨少桥后来回忆说：
为了安排好粮食调拨，往往是先由粮食部党组同志打前站，同地方协商，然后由先念同志出面商谈，最后由周总理亲自定案。1959年以后，不仅年度粮食调拨计划由中央、国务院下达，季度计划也由中央安排下达。到了1960年，有好多月份的调拨计划也都由中央通知各地执行。这些计划，都在先念同志那里研究好了后，才报请中央审定下达。
李先念不仅坐镇北京指挥，解决全国粮食调运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还到各省市甚至专区、县里了解粮食的实际产量，同省市负责人协商粮食调运工作。
9月5日，为贯彻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讨论城乡粮食消费标准和粮食购销情况。
农村口粮的标准，怎么制定，这是关系到农民生活的大问题。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自然农业生产条件不同，人们的劳动强度、生活习惯等也不相同。同时，由于口粮标准是按原粮计算的，南方是稻谷产区，华北是杂粮产区，东北是生长期短的农作物产区，原粮加工所得的成品粮大米、面粉、玉米、小米、高粱米等的比例也不同，因此农村口粮标准不能一刀切。
李先念经过反复研究，提出设想：
第一种类型：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浙江、福建、江苏南部、安徽南部、四川、云南、贵州、新疆等13个省区，按照360斤到380斤原粮安排，个别地方可以略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