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在回答其恩师、军机大臣穆璋额提问时就说：“自南梥以来，君子好诋和局，以主战博爱国美名之风兴起，而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五百年矣。”后来，曾伯函在给李绍泉的信中又说：“自梥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
为什么梥代会产生清流心态，为什么“清流”现象在中土帝国外交史上千年不绝呢？
首先是对梥朝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反思和反弹的结果。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梥朝不等于安全大国，“靖康之难”后，国民心态发生变化，作为对朝廷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的反思和反弹，男人被要求宁战不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清流心态由此产生。在风波亭冤案发生后，一些人又将主和与卖国投降画等号，令清流心态进一步加剧。
其次是中原王朝从兴盛到衰落的历史趋势的产物。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中原王朝封闭的大门后，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令不少夏族士大夫痛心疾首。“清流”们不乏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和护国之勇，然而缺乏谋国之智。“清流”心态产生的心理基础是对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愤恨，是一雪耻辱的渴望，是早日实现富国强兵的满腔热情，但这种愤恨、渴望和热情是以激情为依托，以道义为诉求，而非以理性为依托，以实力为诉求。
第三是夷夏之“防”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夷夏之“防”理论是中原王朝古代主张严格民族界限、尊崇中原夏族、鄙薄其它民族的理论。具体表现为对异族人保持警觉、防备，还有禁止与外族通婚等；禁止我方先进文化传入外族，也警惕外族不良风俗对我方的影响干扰。在中土，严夷夏之防的观念出现得很早，它注重强调夷夏之间的文化对立，强调中原文化的绝对主体地位。夷夏之论有大族沙文主义与民族歧视倾向。具有清流心态者同时具有极强的文化自尊心，政治上趋于传统保守，骨子里拒斥西方文化，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待中外关系。
第四是中原传统文化中缺乏妥协文化。没有妥协就没有外交。长期以来，人们把“妥协”作为一个贬义词来对待，甚至把“妥协”和“投降”相提并论。妥协文化的缺失导致中土缺乏谈判的文化，导致外交上难免出现走极端的现象。外交本要协调多方面利益关系，平衡各种利益矛盾，这就必然有妥协。妥协太多地体现在外交中，它是一种外交艺术，是以暂时或局部的让步来换取双赢，来保障长远的利益。林义哲曾说：“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而“清流”们在外交上主张强硬手段，反对任何妥协，遇到中外冲突即强烈主战，喜欢唱高调，在爱国（现下名之为“为了江山社稷”）的口号下，常常把主战等同于爱国，把主和等同于卖国，将必要的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