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
安毅没有接过话头，而是道：“由于处于战争期间，孩子的父母都需要加班加点工作，我们南华的各级学校包括公立学校都没有放假，而寄宿学校要对孩子国内的父母负责，更不会放假了。为了解决酷暑的侵扰，我们给每间教室都安装了风扇，早中晚三次撒水降温，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说到这里，安毅话锋一转：
“我们的孩子在这里饥渴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但是，有的国家和民族，却在拼命摧残和阉割科学文化据我所知，当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渴望革命风暴的高尔基，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彼什科夫同志，却突然转变了态度，因为那个时候的俄罗斯，充斥着以暴易暴的肉体报复，人们可以未经审判而随意处死和枪杀无辜者，贵党的《真理报》公开声称，‘我们的一颗人头，要用你们的一百颗人头来换’，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高尔基先生对此表现出极大的优虑，在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认为革命绝不能变成单纯的屠杀和劫掠。
“可是，一切都是徒劳的，那个时代的革命暴力，摧毁了贵国的传统文化，十月革命后的次年，珍贵的图书馆一个接一个毁坏，藏书被烧毁，钢琴被斧头劈掉，藏画被撕碎，科学仪器、艺术品、文化用品在人们眼里变得一钱不值，其中甚至包括沙俄从中国捋掠去的许多珍贵文物。高尔基先生为此感到痛心与震惊，他愤怒地呼喊‘我们正在做的比我们摧毁的还要污浊’。
“可惜，这声音与当时革命潮流格格不入，就像是‘乌鸦的聒噪’，因此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判。《真理报》发表匿名文章，指责高尔基的观点是‘呻吟的庸人’、‘酸腐的抱怨’，还不无讽刺地说‘本该教育人民的高尔基应当去接受人民的教育’，指责高尔基‘不再是革命的海燕，而是革命的直接叛徒了’。高尔基与乌里扬诺夫之间的分歧非常大，以至于乌里扬诺夫一再要高尔基去外国疗养，并且告诉他，‘如果你不走，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送你走了’，这其实是对持不同观点者的一种驱逐。
“于是，在十月革命成功三年后，高尔基不得不离开了俄罗斯，先后在德国和意大利居住，但当他得知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正在莫斯科受审，很多人被判刑时，便发表了一封致法国作家法朗士的公开信，希望在欧洲唤起公众关注此事.这封信产生了广泛影响，贵国政斧非常愤怒，发表文章批评说‘身在国外的高尔基在危害我们的革命。他的危害极大……’
“高尔基先生于1922年出版的《论俄罗斯农民》一书，更是引来克里姆林宫更大的怒火，多家媒体联合起来，一致攻击高尔基，贵国政斧甚至决定：如果他进入俄国国境，就逮捕他。当高尔基听说贵国政斧要所有图书馆把《圣经》、《可兰经》、但丁和叔本华的著作下架，又愤怒地宣布要放弃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