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面，搞城市暴动、搞阵地战、攻坚战、肃反扩大化。以至于得不到中国主流社会的认可，陷入孤立。”
“你是说我们前面的革命都是错的？”
“革命的愿望是对的，可采取的方法没有结合中国的客观实际，一些具体的做法不仅无益于革命的发展，有些还损害了革命，比如说肃反咱们四方面军真有上万的反革命吗？包括许继慎、曾中生同志在内的高级领导干部真的是有罪的吗？徐向前总指挥提倡的运动战、游击战真的不好吗？随意镇压手工业者、小商人、富裕农民、地方乡绅对吗？”
“苏联革命就是这样做的嘛。”
“所以说，中国革命的开始阶段是相当幼稚、相当盲目的，完全为了实现苏联式的革命而革命，好与不好、适合不适合、能否推动中国革命缺乏研究和总结，这样的革命难免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不适应，必然要遭致失败。”
“所以你就开始改变革命的策略、推翻原来的政策？”
“这种改变不是从我开始的，早期的中央红军在**、朱德领导下就没有按照苏联革命的模式去发展，军事上经济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力量最为强大，否则也不会成为中央红军。可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情况就变了，最后不得不战略转移。因此，**同志的领导地位是艰难探索中的革命者总结经验后的理性选择，是历史的选择。”
“你就觉得现在的政策很正确吗？”
“政策没有绝对的正确，只是要适合革命的需要。最起码现在的政策是围绕着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提出的。当我们以实现中国社会进步、人民解放、国家独立为目的时，我们就能够站在中国社会各阶层老百姓的立场去考虑我们的政策，就主动去团结引导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一起去团结抗战、把精力放在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提高实力上。我们在张掖、在包头做的就是这种政策的具体实践。主张这种政策的**同志无疑具有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威望和能力。”
“你话里话外都在为**张目，你就不担心他会因为我们过去的矛盾而轻视冷落我们？王明、康生前几天找我谈话，就态度很恶劣，说我是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分裂红军的总头子、是托派，而且已经镇压了我的分裂干将黄超。他们就是要置我于死地，去向老毛请功，换取自己的荣华富贵。”
“两位领导，你们都是坚定地革命者，革命者除了坚定地理想、高昂的斗志还应该有敏锐的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顾全大局的胸怀。王明一伙不代表中央，他们的所作所为中央也很反感，我已经就他们随意上纲上线、残杀同志的行为向中央提出抗议，要求正确评价党的干部和历史问题，维护党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