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分散弱小的自耕农。以前历史书上说到封建王朝衰落的时候都是把“土地兼并加剧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作为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到了宋朝朝廷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田制就根本不能动那么赋税从哪里来？只能搞盐茶酒专卖等经济活动创收。到了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各种财源罗掘俱尽只好又把主意打到田制上头方田均税法就此出炉。这可就捅了旧党大臣的要害了。本朝田制下最大的受益集团怎能容许别人在他们头上动土？当然儒生们对于如何把话说圆说漂亮都是很有一套的况且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其核心也就是小农经济什么圣人云子曰地全是为了他们辩护的话信手拈来毫不费力王安石一党自然而然就成了儒家最为痛恨的一种人——小人。这种论调展到后来也就是宋史在中国历史上头一次出现了所谓的“奸臣传”新党的核心大臣们除了王安石之外统统被划了进去无一例外。
这个时候就适用毛老人家的斗争理论了新党虽然企图改变传统但他们自身和旧党大臣们一样也是官僚的主阶层的一员按照老人家的话说革命立场不够坚定具有软弱性缺乏了足够先进的理论武装很快败下阵来神宗朝这方田均税法很快就被废止甚至没能坚持到元佑更化。
等到徽宗登基蔡京执政情况又是一变。蔡京秉承上意高举绍述大旗将熙宁新法统统照搬方田法作为新法的核心之一也被复兴。然而很快又遇到了同神宗时一样的问题下面的阻力太大各级官吏阳奉阴违暗中捣蛋这方田法步履维艰到了崇宁三年时已经又一次宣布暂缓推行直到大观三年初才重新开始推行却也是雷声大雨点小等到大旱灾一来朝廷的精力都放到赈灾上头连雷声也听不见了。
正因为方田法的这种敏感背景张商英上台后致力于清除蔡京施政的种种影响方田法也就成了他眼中最好的突破口之一。而蔡京为了避免自己的施政策略被人一一推翻进而动摇他赖以觊觎相位的政治资本也只能策动仍旧在朝的党羽们奋起反击。
大观四年七月到八月地这段时间朝廷上下就卷入了这么一场大辩论当中双方每天都是几十道奏章呈到皇帝面前朝议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政事堂上几位宰执更是一天也不消停右相梁士杰和中书张商英针锋相对险些连读书人的脸面都要撕下来了亏得左相何执中善于和稀泥还算能共戴一天。
在这种大背景下高强却过得很是逍遥。自打御前辩论一举把张商英给驳倒他这个小衙内的能量已经得到了张商英的充分重视。像张中书这样的老狐狸当然不会把当日丰乐楼中为了一个乐师而产生的小小冲突放在心上。反而是对高强礼敬有加。至于蔡京那头在高强显示了足以对抗张商英的力量之后他在蔡京一党中的地位也是水涨船高颇有些人如叶梦得之流要他出来和张商英在方田法这个问题上再斗一回只是都被高强一一拒绝了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