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工团有个瘦瘦的黑黑的老人，独自一人时，嘴里总叨叨咕咕，说是来管导具的，与传达室的金伯、仓库保管程老师的年岁相仿，大概也是荆州汉剧团的吧。我常见他驼着背上乐队楼，一级一级地，慢条斯理地走上去，我在楼梯下面等他上至楼梯拐弯处，才踏上楼梯，见他又迈了几级楼梯，打开一扇柵栏门，然后拐进阁楼。
后来我和阿斌也上过一次阁楼，那里堆放着一些团里弃之不用的导具，再往里走，渐渐亮堂了一些，再往里走就可看到钟楼窗口，扒着边缘向外眺望，隐约可见长江在你眼前浩浩荡荡地移动，眼下是教堂内外的一切，都历历在目。楼顶的瓦楞上长满青苔，看去又陡又滑，阿斌想蹬上去看看，我将他一把拉住喊道：你不要命啦！
阿斌陪我渡过了最难过的时光。外地演出回来，团里放了几天假，他是沙市人却没回沙市，为陪着我，他买了胶卷，又买了显影定影，拍摄完在屋里冲洗照片，他把灯泡蒙上一块红布，搞来一个曝光箱，把我俩在武汉东湖、中山公园，南门外护城河边、古城墙、我拉小提琴、他拉大提琴全部洗出来，这些照片至今我仍然留着，但这一切都不能使我高兴起来，因此我消瘦了许多许多。那时文工团的人几乎都走光，回家探亲去了，只有一些常住的人。食堂每日只做两餐饭，上午九点，下午四点，我们下午多买些饭菜，晚上用煤油炉把饭菜搅在一起热着吃。
这天，我在楼道练琴，由于心绪不宁无法练下去，无意向西边看了一眼，看到楼梯上那扇柵栏门敞开着，平日都上着一把大锁，想必老人忘记了锁。二零一六年聚会前，我和阿斌去看望戴导演，他看了我写的文工团往事《最难过的日子》，就和我俩讲，团里演出时所用的**就放在钟楼里，因为那里通风好。我和阿斌说我俩不但上去过，还在钟楼里吸了根烟呢，想起来有些后怕。
我放下琴向那边走去……，不知不觉就摸到钟楼口，那里风很大，把我的衬衣扣子都吹开了，我爬上屋顶，站在那里不禁想大声叫喊，我试着喊了一声，喊声在教堂中回荡，我又喊了一声，觉得我的喊声似乎在渲泄着什么，痛快淋漓，似乎也有些恐怖，我一声接着一声地喊了下去……。
阿斌听到我的喊声，从楼道上来回跑着，他不知我在何处叫喊，边跑边叫着“赵丫”，跑到合唱小楼，见我站在钟楼那儿，又从合唱小楼跑下楼，这时楼下已聚集了十几个人，阿斌连滚带爬地跑到楼下，仰着头哀求我下来，可我仍然仰天喊大。这时几个人拖着练功垫子，从练功大厅出来，七手八脚把垫子在楼下垫好，大家都求我下来，而我仍声嘶力竭地喊着。阿斌跑上楼，窜进阁楼，摸到钟楼那儿时，才发现我腰间栓着一根麻绳，就全明白了。见阿斌过来，我让他拦腰把我抱住，他会意，大叫一声把我抱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