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上群臣一片反对之声。正当钱弘佐生闷气的时候，水丘昭券的一席话正中下怀，再看水丘昭券舌战群儒、侃侃而谈，分析地头头是道，于是当即宣布道：
“唇亡齿寒，春秋大义，都不允许我们见死不救。我既然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如果连邻居的灾难都不能解除，还称什么‘元帅’？我意已决，抗淮援闽，再敢异议者——斩！”
于是派出三万大军，海陆齐发，驰援福州。
吴越援军的及时到来，为福州李仁达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李仁达迫不及待地联合吴越援军对南城的淮南占领军发动反扑，结果失败，导致福州完全被包围，从此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络。形势更加严峻。
眼看福州的陷落只差临门一脚，淮南又分两批次大规模调兵派往前线，先是征调董思安、留从效；后征调信州刺史王建封。
在相持阶段，淮南军队反而讨不到便宜。淮南在福州前线的总司令是王崇文，但无论是“四凶”陈觉、冯延鲁、魏岑，还是降将留从效、“先登之功”王建封，都不听从王崇文的号令，各军各自为战，互相争抢功劳，人数虽众，却是一盘散沙，相互之间没有照应，将士之间也因此离心离德。
这场福州之战从946年的8月开始，到11月吴越国出兵，陷入僵局，淮南深陷福州泥淖，一直持续到了947年的3月。在此期间，耶律德光取得了第三次晋辽大战的胜利，入主汴州，后晋灭亡。
陈觉矫诏出兵，强行开团，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挑起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打乱了李璟联合契丹、夹攻后晋的既定方针，使得淮南错失染指中原的最佳时机。
然而淮南得到了什么呢？
淮南收获了大红大红的财政赤字。庞大的军费开支远超李璟的预算。
淮南的杜昌业曾在淮南做兵部尚书兼判省事，“判省事”就是负责政府的日常运转，可以接触到国家的账本，后来外放到江州做观察使，在946年11月被调入中央，任吏部尚书兼判省事。当杜昌业重新查阅相关档案时，当场摇头叹息，说我这才离开几年，国库竟然消耗了一半，这还了得！
福州战场刚刚转入僵持阶段，淮南的国库就消耗过半。“吞并闽国”给淮南带来的是包括巨额军费开支在内的管理成本，这是一项长期投资，短期来看是赔钱的。
关键就在于，淮南能否健康地挺过“短期”的寒冰期，迎接长期受益。
而福州的僵局也撼动了淮南在闽国其他地区的控制力。
比如漳州。
在福州战事打响后，漳州将领林赞尧发动兵变，泉州刺史留从效出兵镇压，随后让董思安暂代漳州刺史。
李璟便正式任命董思安为漳州刺史。董思安的父亲名为董章，“漳”犯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