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的合题
中国的体量决定了，它天然是个世界历史民族。中国古代史是超越于中原、草原等诸多要素之上的东亚大陆的体系史，以中原为经济和文化重心、以草原为军事重心、以过渡地带为整合诸要素的制度重心，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拉动起包括陆地与海洋在内整个东亚的经济政治秩序，并被表达为“天下”秩序。西方在近代的到来，使得东亚的天下秩序被还原为区域秩序，被整个世界秩序所吸收；中国则开始努力重构自身，同时苦苦寻找新的精神表达。
经历了无数苦难的历程与无数勇气和理想的积淀，今天的中国在物质意义上再次成为世界体系的自变量，但中国对此仍未获得足够的精神自觉。世界历史民族都是通过超越自我而成就自我，让自己成为整体的背景条件。今天，中国也必须完成自我超越，而且必须是个双重超越。中华民族要实现自我超越，成为世界秩序的背景条件；汉民族也要自我超越，成为中华民族的背景条件。这一系列超越过程，最终需要在一种法权形式中，获得其稳定性。中华民族在今天终于走到了“历史三峡”的这一步，我们可以畅想,此前的转型历史，如何能够获得其法权形式，完成这个世界历史民族的完整的精神自觉。
这种精神自觉，可以让我们对“何谓中国”这一问题，在规范性意义上给出如下回答，即，从全球格局来看，中国是世界秩序当中的海陆枢纽，从国家格局来看，中国内在地是个体系；中国正是因其内在的体系性，而成就了其外在的海陆枢纽地位。作为体系的中国，仿若世界海陆秩序的全息缩影，通过历史的演化与现代的整合，凝为多元一体的共同体，并以其超大规模性而获得足够的动能，打通内、外两重秩序，将人类秩序联为一体。
一、中国作为世界秩序的海陆枢纽
1.第三世界的流民化
中国作为世界秩序的中介性要素，作为海洋世界与大陆世界的中介性存在，在毛泽东时代，通过“三个世界”理论获得了精神性的表达；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则在“双循环”的结构里发展为物质性的现实。
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两个时代的中介性不仅仅是精神与物质上的区别。“三个世界”提出于冷战的摩尼教秩序时期，海洋世界与大陆世界在彼时是两种强大的秩序，中国作为彼此角力的双方之外的第三方，提供一种均衡力量。“双循环”形成于冷战后的奥古斯丁秩序时期，海洋世界的秩序扩展开始遭遇生存逻辑的极限，而大陆世界则陷入失序状态。这里的“大陆世界”所涵括的不再仅仅是地缘意义上的“大陆”，而是在秩序缺失这个意义上的“大陆”，主要指当下诸多秩序疲弱、流民动荡的地区。因此中国不再是作为均衡力量存在，而是作为普遍秩序向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