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日本常年坚持不懈的反满宣传，各地新军会群起响应辛亥**吗？
武昌起义不过是一次偶然的擦枪走火，但是却能在全国掀起那么大的声势，逼得清廷不得不将赋闲在家的袁世凯重新召回，这难道不是孙文、黄兴等人的功绩吗？
就像一个人要吃三碗饭才能吃饱，难道前面两碗就没有作用？
柴东亮对孙文在辛亥**之前的评价，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反满**最大的功臣????没有之一。
但是，辛亥**之后的孙文就昏招频频了，直至这次在教科书上遮遮掩掩的“二次**”爆发。
孙文担任临时大总统时权力无限，几乎等同于皇帝，而等到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时，同盟会控制的临时参议院却在他的授意下对袁世凯百般掣肘，袁世凯这个大总统几乎成了参议院的橡皮图章。
如果说这只是错误的话，那么“二次**”毫无疑问就是叛乱了。孙文既然已经从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上退下来，就已经是一介平民了，而他却要号召国民党的十多个都督同时起兵对抗中央，并且要各省宣布独立。
这就属于公然挑战民国政府的行为了，“二次**”被全国人民包括被国民党内的开明人士唾弃也就理所应当了。
袁世凯撤销胡汉民、谭延闿的都督职务，做的是有点不够地道，但是袁世凯做的合法，不论是从职权上还是程序上都无懈可击。宋教仁被杀一案，更是一笔难以说清楚的糊涂账。就在宋教仁被杀的第三天，凶手就已经被抓，上海特别法庭直接把传票下达给了当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赵秉钧虽然没有到庭，却还是拿出来医院的证明，以身体不适为由来搪塞，并没有敢公然的挑战法庭的权威。。
民国初年的法制，虽然还很脆弱，但是法官已经具备了不惧权贵的秉性，不论嫌疑犯是什么样的达官贵人，他们都敢依法传唤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人，柴东亮深深的明白，这是何等可贵的一种品质，如果通往法制的道路不被战争阻断，那么中国后世的许多乱象也不会发生。
柴东亮对共和体制并不是很感兴趣，他也不相信这个时候搞普选和直接民主对国家会有什么好处，对于一个农业人口占绝九成以上，男性识字率不足百分之十五女性基本上都是文盲的国家，议会制民主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不管体制如何，法制是必须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尤其是一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编纂出来的宪法，更是国家走向富强和文明不可或缺的。
法律的尊严来自全民的坚守，一旦上位者可以肆意破坏，那么法律也就名存实亡了。
上位者无法，则百姓无天，神州大地自然就暗无天日，各种匪夷所思的怪事自然也就会频频降临到这片土地，人民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