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上第三奏，易说。不远复，无祗悔。元吉。说命说，无耻过作非。康定年拣差乡弓手，原来不刺手，后到庆历中，刺充保捷，富有之家用钱财雇扫中壮捷充替。民还不怨。今天无辜一切刺手，则是十几万无罪之人永充军籍，不复为平民，百姓何时罪。朝廷害之？
不报。
第四奏上去，从唐朝讲起，再讲到庆历战争的对错，还是不报。
第五奏再上，讲河北河东义勇军，契丹入侵，用之战，可否管用？已经成了害民之举，为了其专心训练，国家每年为河东河北耗费无数物力财力。这还是训练过的义勇，况且没有训练过的农民。何忍以十余万无罪赤子，尽刺为无用之兵？
前五奏司马光写得很耐心，最后一奏终于沉不住气，胡言乱语，陛下新临大政，当求善无厌，从谏如流。为什么不听台谏的话。陛下万民之父母，万民乃是陛下赤子，岂有父母误坠其子于井说吾误矣，而不救？听台谏的话，罢此诏。
六篇奏折上，皆不报。
司马光一怒之下，对赵曙说道，陛下，将臣外放，这个知谏院俺做不好了。他是有功劳的，赵曙不准。司马光一气之下，回到家中酩酊大醉，郑氏一门，只有大苏贪酒。其他人皆不喝酒或者喝得很少。一次包拯让司马光与王安石饮酒，王安石就是不饮，司马光却小抿了一口。仅是小抿。一方面反应了两人的脾气，一方面也能看出他们平时不吃酒。
气得喝酒大醉。
富弼看得更清楚一点，自这年腊月起，开始上书辞职，一直到来年的八月，富弼一共上书二十表，要求辞去西府首相之职外放。但他不是软弱，最后一道谢表上说得很清楚。史上富弼就隐约地看到一些不好的迹象，与郑朗多次交流，看得更清楚一点。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征兆，甚至比吕夷简危害更大。至少吕夷简不敢用国家来做筹码打压敌人，虽打压，该用的还是用，该不用的还是不用，例如让范仲淹主持西北。但现在官员倾轧，打击与报复已经没有了限制，不仅是人身范围的胡乱攻击，甚至不顾国家局势。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趋势，一旦形成例子，以后庙堂jing力就会放在内斗，争权，清洗与陷害，报复上，甚至根本不顾国家利益。
为了使朝廷不形成党争，俺退了，希望诸位以国家为重，不要使朝堂产生更严重的分裂。诸位好自为之。
我不争了，韩琦，你也不用为了挤压枢密院的权利，让陕西十几万百姓受苦受罪。
富弼一退，一切走上正轨，与十六万义勇无关。韩琦说了老实话，陛下，不要担心哪，李谅祚仅是一个小狂童，非有元昊智计，而边备远胜于康定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