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就不是宋朝子民？
我不懂，请诸位告诉我答案。
文章写得极其的煽动。
这便是郑朗的契机所在。
外敌入侵，只要国家不软弱，让百姓失望，利用得当，便是一次凝聚民族团结的机会，更是一次转移内部矛盾的机会。
苟和的仅是最上层的少数人，也许占不到宋朝的人口千分之一数量，不过这群人手中有可能占着宋朝一半以上的权利资源，故显得宋朝以苟和派占据上风，实际不是，宋朝九成以上的百姓至少在外交上是激进的，多数百姓认为国家软弱，生活在屈辱之中。不然也不可能有杨家将的传说流传开来。
郑朗放在朝会上讲，也许将嘴皮子磨破了，也未必能说服三分之二的大臣支持。
至于有些人说国家财政吃紧。
财政不吃紧，也没有多少士大夫想打仗。
不过有了财政吃紧这一条，更给他们苟和理由。
民间却不大管的，郑朗有意煽动，梁氏做得太嚣张了，这些年，自治平时起，西夏就不停地犯边。郑朗文章前面一出来，后面无数士子写文章怦击朝堂。
就算允许他们犯错误，可最少得有一个底限。西夏人根本就没有底限，想打就打，想和就和，国家养了世界上最多的军队，一年军费最高时能达到一亿缗费用，怎么窝囊到这种程度？于其这样，为什么要养那么多军队？就是大理与交趾这样的小国家，也不能活得如此憋闷。
朝堂不知道怎么办？
郑朗一直是激进派，此次做得也不错了，无论与西夏使者会谈绥州，或是在刘沟堡中“顾全大局”的表现，皆无可挑剔。
但此次做得太过份了。
就包括一部分中立的大臣，心中也开始倒戈起来。
当然，不愿意生事的大臣更多，本来国家就是多事之秋，又有赤字拖累，因此希望西北宁静的，不然大战发生，国家必将被拖累下去。
不过下面反对声音波涛汹涌，这些人不敢说话。民间舆论纷纷嚷嚷，朝堂却是安静一片。
赵顼将曾公亮、郑朗、富弼与吕公著、王珪、司马光六名大臣诏入内宫商议。东府二人，西府二人，两制二人，皆是二府两制最高长官。连参知政事都无权参加此次秘密会议。
散后，连下两道诏书，第一道诏书正式将缓州编制，让范纯祐知绥州。
第二道诏书是重新杜绝西夏的岁赐，将两大榷场与一些私市全部关闭。
两道诏书一下，终于朝堂产生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