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春天，三月底，地上已经没有积雪，椋鸟在医院的花园里啼叫了。一天黄昏，医师送他的朋友邮政局长走到大门口。正巧这当儿犹太人莫依谢依卡带着战利品回来，走进院子里。他没戴帽子，一双光脚上套着低腰雨鞋，手里拿着一小包人家施舍的东西。
“给我一个小钱！”他对医师说，微微笑着，冷得直哆嗦。
安德烈·叶菲梅奇素来不肯回绝别人的要求，就给他一个十戈比的银币。
“这多么糟，”他瞧着犹太人的光脚和又红又瘦的足踝，暗想，“瞧，脚都湿了。”
这在他心里激起一种又像是怜悯又像是厌恶的感情，他就跟在犹太人的身后，时而看一看他的秃顶，时而看一看他的足踝，走进了那幢厢房。医师一进去，尼基达就从那堆破烂东西上跳下来，立正行礼。
“你好，尼基达，”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说，“发一双靴子给那个犹太人穿才好，不然他就要着凉了。”
“是，老爷。我去报告总务处长。”
“劳驾。你用我的名义请求他好了。就说是我请他这么办的。”
从前堂通到病室的门敞开着。伊万·德米特里奇躺在床上，用胳膊肘支起身子，惊慌地听着不熟悉的声音，忽然认出了来人是医师。他气得周身发抖，从床上跳下来，脸色气愤、发红，眼睛爆出来，跑到病室中央。
“大夫来了！”他喊一声，哈哈大笑，“到底来了！诸位先生，我给你们道喜。大夫赏光，到我们这儿来了！该死的败类！”他尖声叫着，带着以前病室里从没见过的暴怒，跺一下脚，“打死这个败类！不，打死还嫌便宜了他！把他淹死在粪坑里！”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见这话，就从前堂探进头去，向病室里看，温和地问道：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伊万·德米特里奇嚷道，带着威胁的神情走到他面前，急忙把身上的长袍裹紧一点，“为什么？你是贼！”他带着憎恶的神情说，努起嘴唇像要啐出一口痰去，“骗子！刽子手！”
“请您消一消气，”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抱愧地微笑着，“我跟您担保我从没偷过什么东西；至于别的话，您大概说得大大地过火了。我看得出来您在生我的气。我求您，消一消气，要是可能的话，请您冷静地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气？”
“那么您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
“因为您有病。”
“不错，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十成百的疯子都逍遥自在地走来走去，因为您糊涂得分不清疯子跟健康的人。那么，为什么我跟这些不幸的人必得像替罪羊似的替大家关在这儿？您、医士、总务处长、所有你们这医院里的混蛋，在道德方面不知比我们每个人要低下多少，那为什么关在这儿的是我们而不是你们？道理在哪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