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隐瞒什么,而是当事人亚瑟·黑斯廷斯爵士说什么也不愿意再继续向我讲述了。
格林卡教授朗诵诗歌时,仿佛置身于硝烟弥漫的战场,咬字震撼有力,声调时高时低。他每喊一句,便用力拍打手中的稿纸,似乎生怕观众对这位远道而来的科学巨星怀有一丝轻慢。礼堂中的空气愈发沉重,观众席上的掌声此起彼伏,显然是被迫参与的学生们在努力迎合这场演出。
黑斯廷斯起初还竭力保持庄重,因为当时他的俄语还不够好,不支持他听明白太过华丽的辞藻。但是,当他逐渐意识到这位教授的夸张比喻和戏剧化演讲风格后,他微微低头,用手捂住嘴,假装在调整衣领,实则已经尴尬的忍不住想要找个地缝儿钻进去了。
他本想谈一下去年全欧电磁学大会上的新进展,掏出他从法拉第、高斯等人那里获得的科学报告,拿出他创办的科学期刊《自然》,与莫斯科分享。可是,我们的校长德维古布斯基先生偏偏捧了束用彼得大帝御发编织的古玩,请他鉴赏……
万幸的是,亚瑟·黑斯廷斯爵士的个人涵养不错,而且对俄国的历史也颇有研究。因此,他焦头烂额的一通胡说,总算是替这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总会让我联想到当年洪堡在西伯利亚进行的科学考察活动。
一个在彼尔姆省办公厅当差的乌拉尔哥萨克总喜欢讲他当年是怎样护送‘普鲁士疯子洪堡亲王’深入西伯利亚的。
人家问:“他上那儿干啥了?”
哥萨克回答说:“净干些傻事:收集青草,看看沙土。有一次在盐沼地,他通过翻译对我说:钻到水里去,给我从水底取一些土来。我取来了,无非是一些平常的土。可他问:‘下面的水很冷吧?’我心想,不,老兄,你哄不了我。于是,我板正的敬了个礼,答道:‘阁下,那是我应该做的,只要是我应该做的,我都乐意为您老效劳。’”
真的,虽然我深爱我的祖国,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不免觉得,欧洲人瞧不起俄国是有原因的。但归根到底,这并不是由于俄国人蠢笨,恰恰相反,而是由于俄国人太过聪明,以致于我们身上不该长的心眼儿长了太多!
——亚历山大·赫尔岑《往事与回忆》
莫斯科的寒风穿过克里姆林宫的高墙,吹进了赫尔岑位于城郊的书房。书房里炉火正旺,赫尔岑与亚瑟·黑斯廷斯爵士对坐,两人之间摆着一壶热茶和一盘装着俄式小点心的瓷盘。
“赫尔岑先生。”
亚瑟带着一丝无奈的笑意开口道:“我得承认,之前与您的辩论是我输了。虽然皇家学会内部同样有许多称不上自然哲学家的家伙,但是你最起码还是可以与他们聊几句自然哲学的。毕竟自然哲学在伦敦算是一种时髦,而且皇家海军和陆军的将军们也一向很关注科学的最新进展。但是莫斯科自然哲学家协会嘛……现在我真的相信了,那里面真正明白自然哲学的人,恐怕连大厅的一角都站不下。”
赫尔岑忍着笑,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