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有没有交车船税。
若没有交税的话……船上的货物，大司农就敬谢不敏了。
船主若运气不好，甚至可能会被大司农喊去喝茶。
告缗政策虽然在事实上终止了，但告缗的法令可还没有废黜。
撞到大司农手里面，还被抓到实锤，倘若没有关系和后台，再加上一点点运气成分，船主就要给大司农大白工了。
是故，在这蒲津渡前的河域，往来商船、客船，基本上都是已经交过车船税的。
讲道理，汉家的车船税其实并不高。
五丈以上的大船，才征一算，也就是一百二十钱。
就这样也有很多人不想交，不愿意交。
就如现在，望着前方那艘巨大的楼船，一艘行驶在这河道上的货船商人骂骂咧咧的说道：“这些天杀的税吏！”
一边骂着，一边不得不将几份大司农的公文拿出来。
准备应付那些可能的检查。
没办法，当年的告缗杀的天下商贾豪强丧胆。
在现在，几乎没有几个人敢冒着抄家流放的危险偷税漏税了。
特别是大型货船和商船，只能咬牙切齿的掏钱交税。
“与民争利，长此以往，国安能宁乎？”一个年轻的儒生，站在船头的甲板，看着这一切，痛心疾首的感叹。
当年，孟子见魏惠王，惠王开门见山就问道：“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答曰：“王何必言利，有仁义可也！”
这算是儒生们第一次在义利观上引入仁义价值为准绳。
但真正让儒生们觉醒的，还是二十余年前，董仲舒提出来的一个理论。
当时，董仲舒明确提出了‘已受大，不取小’的思想，由是发明了一个词语‘与民争利’。
这个词一发明，立刻风靡天下，为儒家各派广泛接受引用。
然后，再悄悄的掺进自家私货，就变成自家的理论了。
纵然是董仲舒，对这样的行为，也是徒之奈何。
诸子百家一大抄，真要较真，他董仲舒的论著里，也抄了许多人的东西。
不止是儒家的，他还抄了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和黄老学派的东西。
这自古以来，文人引用他人的理论和话，再加点东西，变成自己的可谓是传统了。
等董仲舒一死，这‘与民争利’理论就失去了解释人，于是天下学派就更加肆无忌惮的往这个结论里塞东西。
完全就将董仲舒的立论精神丢到一边，无视董仲舒强调的是‘食禄之家’不要与民争利。
不要去经营私营产业，专业为国为民，当好人民公仆。
以至于在现在，很多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