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表示反对，朝廷一面减税，一面又每年支出这么大笔的款项用于教育，国家财政负担不了。而且不要忘了，蒙古人还在北面虎视眈眈，军费是连年上涨。大宋虽然挣得多，可花得也多，现在搞这种事，不合适。王钰对这种意见，没有采纳。
而且还有人提出，蛮夷外族有什么资格读书？而且还是咱们中央拿钱办的学校？这个意见，受到王钰严厉的批评，被指为目光短浅。后来提这个意见的官员，被王钰罚抄《礼运.大同篇》一千次。让这个仁兄知道什么叫“天下为公”。
王钰在八月份的这个举动，让好些人摸不着头脑。王上是突然哪儿来的兴致，想起来还富于民了？现在是什么时候？正是夺取帝位的关键时期，王上不好好把心思放在这上面，反而搞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实在让人想不通。
他们想不通，可有人却想通了。这两条政策一出来，蔡太后，福王赵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滚水里的青蛙，拼命的挣扎。
蔡太后动作越来越大，指使一班死忠于赵家的大臣，极力反扑，试图在舆论上占据上风，可渐渐他们发现，自己是孤家寡人。因为朝廷里面，除了少数几位闲官以外，没有人支持他们的意见。就连原来那些坚决反对迁都的人，立场也开始动摇。要么三缄其口，要么称病不朝，赵家陷入了空前的孤立之中。
而在这个时候，王钰开始了反击。八月下旬，枢密院“约谈”了那几位写文章抨击朝廷的文人。约谈这个词，是王钰亲自定的。因为枢密院动手，要么叫“逮捕”，最轻的也叫“问话”。文人都有臭脾气，喜欢摆点架子，自视清高，所以王钰定下约谈这么一个词，显得对这些人还是很礼遇的。
枢密院约谈这几个当世有名的读书人，一开始就向他们陈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不是他们写文章反对朝廷严重，而是有人故意泄密给他们，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个才严重。枢密院希望他们能如实相告，以整顿朝纲，严明律法。
可似乎，王钰的好意被这些人当成了可以继续嚣张的把柄，他们不但拒绝透露泄密者的名字，甚至公然在枢密院衙门里大肆抨击朝政，有些用词，已经到了犯忌的地步。郑僮将事情如实报告给王钰。
王钰得知情况后，勃然大怒。看来，还是必须要使用强硬的手段，有些人就是驴脾气，拉着不走，赶着走。他指示郑僮，如果这些文人们再不配合，就以“泄漏禁中语”的罪名惩罚。作为大宋最高领袖，要整治你们几个文人还不简单，根本用不着证据，要杀你便杀你。
之所以不愿意这样做，一来出于言路畅通，政治开明着想，二来考虑到这些人不过是受人利用，被人当枪使。谁知道，好心当成驴肝肺。得，不领情就算了，咱们公事公办，反正国家有法律，要法办你们也是光明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