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离奇的“云奇告变”。这个足以说明一切了吧？
所谓的““云奇告变”在我看来，根本是无稽之谈，但这件传说，倒是多有记载，其中以《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更为详细，“正月戊戌，惟庸因诡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临幸。帝许之。驾出西华门，内使云奇冲跸道，勒马衔言状，气方勃舌，不能达意。tai祖怒其不敬，左右挝捶乱下，云奇右臂将折，垂毙，犹指贼臣第，弗为痛缩。”
《见闻杂记》称“预知胡惟庸逆谋，力阻高皇帝行驾，死瓜槌下。”
这个传说，小景只想问一下诸位，一，云奇身为内使，居西华门，离胡宅非常近，既然知道胡惟庸谋逆，为何不先期告发，一定要事迫眉睫时，才拦驾告发？第二，胡惟庸并不蠢，既然已经要谋反了，行事必然秘密，埋伏也必然是绝密之事，想来纵然是有人登上了西城门的城墙，未必也能看到刀枪林立。第三，谋反这么大的案件，胡惟庸当天下狱，当天就被处死，处置得如此匆忙，实在蹊跷，这足以让人难以信服，第四，据《明tai祖实录》记载，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涂节已经告胡惟庸谋反，以明tai祖猜忌多疑的性格，怎么还会去胡惟庸家看所谓的祥瑞？
记载胡惟庸案件最为详细的莫过于明朝的官方史书《明tai祖实录》。修于建文元年，总裁为董伦、王景彰等；再修于永乐之初，监修为李景隆、茹瑺，总裁为解缙；三修于永乐九年，改命姚广孝、夏原吉为监修官，胡广、胡俨、黄准、杨荣为总裁官，这阵容不简单吧，而这部《明tai祖实录》可以算作是明朝最为重要的一部史书，其中记录胡惟庸案件三次编修，都没有关于胡家出醴泉而邀请朱元璋观看的事；云奇作为一个太监，揭发胡惟庸谋反，这样的功劳可不是一般的大，可《明tai祖实录》中却没有记载，这就足以证明，根本就没什么所谓的云奇告变，没有这一节，那么胡惟庸最有利的谋反罪证，从何而来。
就连晚明学者钱谦益说：“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史家潘柽章更认为云奇之事为“凿空说鬼，有识者所不道”。
胡惟庸如果要谋反，他在家里埋伏刀兵，能让人在城墙上轻易看见吗？就是后来的清末的史学家谈迁，也认为这一连串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离奇的“云奇告变”，也是无稽之谈。所以胡惟庸的罪状来自“云奇之事”。根本不可信。
而胡惟庸真正的罪状，谈迁的《国榷》详细地记载了胡惟庸被诛杀的前因后果。《国榷》是谈迁鉴于经史官员垄断了明历代实录，很多地方忌讳失实，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肤浅伪陋，谈迁寻访到各种资料，广征博采，力求征信。天启元年（始编著，初稿六年后完成，据称此书“六易其稿，汇至百卷。”顺治四年全稿被窃，他又发愤重写，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