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强调君臣关系一经形成，永不可变。即使朝代变革，亦不可改事他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都反映绝对化的忠君观念，为朝廷守节遂成为人臣应尽的义务。
不过赵昺也知道说教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有多少人做到又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在历代鼎革之际，亡国遗士们也会有思想斗争的，是应该高蹈远引以期保全节义，抑是改仕新朝而求行道泽民？这是一个困扰历代士大夫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家文人鉴定古人忠奸的争论焦点。而这个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难以取舍，皆因牵涉到儒家价值体系中“忠君”与“行道”孰轻孰重的大是大非。
在征服王朝取代汉族王朝的时代，此一间题更因牵涉到“夷夏大防”与“由夏人夷”而益形尖锐。事实上，在任何重大历史变革的时代，都不免泥沙俱下，鱼龙同现。面对外在环境不可抗拒的改变，每个人根据其政治理念、道德信仰与实际利益的轻重权衡而作出不同之反应。即便是汉族王朝相互取代之际，出仕行藏对士大夫而言已是一个不易取舍的难题。当下江南士大夫在出仕问题上尤其面临到空前严峻的考验……
赵昺看看堂上的6秀夫、文天祥和应节严三人，‘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大宋的忠义之士，或是自杀殉国，或是成为烈士，或是孤忠芳节，历来都是志士仁人仿效的榜样，史家文士歌颂的对象，以致在一般印象中，烈士与遗民代表宋元之际巨大世变中江南士大夫反应的主流，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汉奸和摇摆不定者还是很多的。
“此次出兵广西，朕以为声势要大，要使我们大胜元军之事广为人知，以坚定士人的信心，以防为敌所诱，走上不归之路。”赵昺见三人已经和自己统一了意见，便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意见道，不过也是暗自笑绕了这么大个弯儿，也总算促成了此事。而对于能否促使蒙古人早日亡国，就当有枣没枣先打它三杆子再说，反正多吸收些支持自己的儒士并非坏事。
“嗯，陛下所言正是，贼酋忽必烈擅于收拾人心，其做宗王时经略中原之事就曾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的政策，靠着金国那些叛降的儒臣辅佐夺取了汗位，攻略我朝的鹰犬也皆是北人将领，而后又先后两次下诏在江南诸路征召儒林名士、大家入朝为官，已有不少人或心甘情愿，或是被胁迫前往大都，我们是应该采取些措施。”6秀夫点点头言道。
“左相，据吾所知并非全是如此，在李璮之乱后，忽必烈杀掉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汉臣王文统，对汉人疑忌心6增。在夺取江南后不过年余，其就以汰江南冗官为口实，追夺宋朝旧官的告身，把大批我朝儒臣官员清理出去，即使留任也不过是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微末官员，能谋一胥吏之职也十分不易。甚至将儒士与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