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就完了。而换的新主子却对士人并不感冒，开国改号以来二十年未开一科，让这些士人的日子变得极为艰难起来……
以赵昺所知忽必烈在作宗王时，儒臣谋士确实给他帮了大忙，他也假惺惺做了一些诸如“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的举措，无外乎是出于收拾人心，他攻略南宋的主要鹰犬皆是北方汉人将领。但李璮之乱后，忽必烈杀掉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汉臣王文统，对汉人疑忌心陆增。随着江南平定，汉人儒生在这位大元皇帝眼中更是失去了任何利用的价值。
至元二年，忽必烈下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除此以外，御史大夫“非国姓不授”，各道廉洁司也必选蒙古人为使，实足的土皇帝架派。于是元朝朝堂上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南人上朝行礼完毕后，必将两手背在身后。不知实情的外来者还以为中国南方人喜欢背后手站立以示有风度，其实他们是被迫做反剪被捆状向蒙古人表示服从。
在政治上，元朝统治者对占人口多数的汉人和南人，从多个方面严加防范，即使是加入统治集团的汉人、南人上层，其权力也受到诸多限制。元朝中央统治机构中，总揽全国行政的中书省、掌管军事的枢密院和主司黜陟监察的御史台这三个部门的正官，非蒙古人不授。中书省的右、左丞相是统六部、率百司的最高行政官，终元之世，汉人、南人得任此职的仅世祖时作为“元勋宿望”的史天泽和顺帝时特赐蒙古姓氏的贺惟一两人。
在宗教上蒙古贵族亦以士人迥异，起初他们信仰多神的萨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广修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相形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与其渐渐疏远。
语言文字上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附之，这又将大批士人排出在外。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进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进行教授。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不得不重入蒙古学校读书。
元朝大一统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赤裸裸的民族分类。第一等蒙古族是战胜者、当权派，自然是龙头老大；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主要指中国北部特别是原金朝辖地的民众，包括了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