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如果要从纵向展开，可以成为一部专史，如果从横向展开，那还涉及中央的监察系统，整个御史台的职能。从地方的角度展开，便涉及整个地方行政制度上的沿革，不仅要懂得历史，还要懂得现实意义。
同时它的发展史也告诉我们，制度的制订在执行过程中，自然随着利益关系而异化，制度设计的目的与效果往往会出现反向的运行，故制订法律和制度固然重要，但如何执行则更加重要，还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修订制度。但赵昺以为除了制度，根本还是人的问题，人的价值观念异变以后，他对待制度的态度，不是如何遵循完善制度的设计，而是如何钻制度的空子，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那么任何制度都有它的变异，形式与实质可以反向而行，走形式往往会变成掩盖违反制度的贪渎行为。所以严格地监察行政的全过程才成为制度执行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不仅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教训也实在太多了。如今虽说没有一部完整的宋律，但是继承和颁布的敕令不谓不多，可效果如何，执行状况又如何，依然是一个大问题。
因此不要以为有法就万事大吉了，实际执行的情况因人、因时、因地而相差甚远。因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在有一些人心目中，制度是给人看的，办事自有潜规则。而单靠制度治人有它的局限性，最根本要管好官员，要摆正社会风气，在观念上要正能压邪。
赵昺通过与应节严两人一番长叹，一番梳理后感触颇深，但也有了另外的认识。他深知一个国家制度的建立，与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统治思想及社会变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唐宋转型后，经科举制的有力推动，一个士大夫官僚阶层迅速崛起。他们中的精英分子自许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实际担当者，向皇帝发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吁请，展现出迥异于前代士人的自觉意识。即以理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而论，就是旨在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最终落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
所以宋代的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百姓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念情怀的经典表述。
晚唐五代以降，忠义廉耻扫地以尽。新儒学重建过程中，表彰名节操守尤其不遗余力，至北宋中叶已“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名节操守敦促优秀的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进”，自觉信奉“刑赏为一时之荣辱，而其权在时君；名义为万世之荣辱，而其权在清议”，将当世与后代对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