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节目的人，都记住了电视机里，那个始终微微抬高着下巴，做出不服从的姿态，颧骨处的皮肤发红，像是正发着一场高烧的红衣女人。
在新世纪之初的北方平原，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最厚重的核心地带，刘小样忍受的，是「一种怪异的悸动，一种心有不甘的感觉，一种渴望」。
这种来自女性的悸动和渴望，第一次为世人所关注，是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作家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刺破历史文化语境形塑和压抑下的美国郊区主妇神话：
「她铺床，购物，挑选沙发套布料，和孩子一起吃花生酱三明治，晚上与丈夫同床共眠，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她甚至不敢默默地自问一声：难道这就是生活的全部？」
来自中国北方平原的农村妇女刘小样，在半个世纪后，发出了同样的呼喊和不甘。
这不仅仅是一个农村选题，或者一个女性选题。穿过性别、地域、阶层的阻隔，刘小样的表达，是对 「人」的本质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越觉得，「刘小样既是她自己，又是我们每一个人——她是一个人，同时她也是全世界」。
《我叫刘小样》因此成为《半边天》最著名也影响最深远的一期节目。「刘小样」这个名字，从北方的平原走出，成为不同世代观众心中的一个暗号，在之后的二十年里，不断引发识别和回响。
刘小样和张越，两个同出生于六零年代，但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女性，因为20年前那场风雪中的对话，成为之后彼此生命的观察和参与者。
在节目播出后的若干年，她们在电话中交换着彼此的生活。这些电话从客厅、麦田、工厂、县城、学校、商场、车站、外省打来。在电话里，刘小样告诉张越，她做了什么，她去了哪里，她在计划什么，她又因为什么而雀跃和哭泣。
从2010年起，这样的电话消失了。没过多久，张越的手机坏了，系统重装后，通讯录全部丢失。她失去了刘小样的联系方式。
此后十年，张越换过几只手机，号码从未改变。只是她再也没有听到电话那头，响起刘小样的声音。
「她如果真想找我，她是能找到我的，但她并没有找我。」那个来自北方平原的女人，突然从张越的生活里消失了。
和张越一样，很多人也在寻找刘小样。每隔几年，就有人在网络发出问询：有人看过刘小样那期节目吗？有人知道刘小样后来怎么样了吗？
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黄土垄和红衣服，但这些丢出去的石子，大多没有回音。后来，《半边天》也终结了。20年间，工作人员不断流散。早年收到的观众来信，连同信封右下角的邮寄地址一起都散失了。
但「刘小样」似乎无处不在。「刘小样」甚至出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