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辨”；军中屡生夫妇冒死同居获罪之事。骨肉分离和夫妻分居的严肃军纪走到另一极端，成了最不人道的举动，更别提诸王们“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不公现象。
1853至1854年“禁欲”期间，李秀成尚是一名普通军官，从右后四军帅升至后四监军，再升至二十指挥，先后镇守国仪凤门外高桥，随翼王安庆抚民，及镇守庐州、和州一带。工作方面很充实，个人能力迅速提高，但私生活相当单调。如果他的确是个正派人的话，那下了班之后只能眼望天花板发呆。野史上说他曾因偷看三国演义而受罚，所谓“叛教攻妖书”。看三国，又不是看金瓶梅，即使看后者其实也情有可原。
但其他兄弟们就各有各的不老实，甚至犯了比男女私通更令人作呕的大忌：即太平军中隐语“打铜鼓”（打童股）。按照规定，凡是军中的老兄弟，均可以将民间的俊美子弟收为义子或勤务兵。时人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曾记载这些少年“昼随马后夜床第”。尽管律令严酷，一经查出，与男女通奸同罪，五马分尸处死，但“比比皆然，互相回护”。据说北伐名将林凤祥就是被他身边童子出卖给了僧格林沁；另一大员李开芳被捕时派头十足，在十六七岁两娈童的挥扇陪伴下，施施然进入敌帐。那一阵子，太平天国的口号“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恐怕可以改成“天下多男人，尽是同志之辈”。
李秀成在这反人性的环境中生活了整整三年。他本人是否也曾笼罩在病态制度的阴影下呢？
其实。李秀成对待不合理规章制度的态度素来阳奉阴违。并随着地位提高越来越大胆，例如太平天国明令禁止演戏，但忠王府中就有“戏台两三座”（李鸿章语）。也许官小时他还不敢，但以其谨慎聪明，金屋藏个娇也许不难，反倒合乎正常人性。不好色者，非人也，近乎神。男女相悦也还雅观。难道把他逼到另一个极端去倒好吗？
在这男女隔绝的两三年里，凡是爱情都是奸情，唯亲情让人温暖。但家人见面一定得按《天情道理书》的规定，“即有时省视父母，探看妻子，此亦人情之常，原属在所不禁，然只宜在门首问答，相离数步之地，声音务要响亮。不得径进姐妹营中，男女混杂。”距离要远。杜绝了肌肤相亲；大声说话，防止了私密交谈。比现在到深牢大狱探监有过之无不及。时人有诗云：“馆分男女泪泛滥，儿女夫妻见面难。任是金刚铁汉子，此时相对也心酸。”曾几何时，李秀成，一个孝子兼慈父，也是这样，忍着思念、扯着嗓子问候母亲和妻女们。
1855年春，在那有乖人伦的岁月宣告结束时，还有一个荒唐的句号。天国高层大发善心，允许官员可从女馆中选择多个女子为妻，由男女媒官主持，15岁到50岁的男女都在分配范围内，以抽签方式乱点鸳鸯。